高水平的智库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影响本国决策，并且日渐影响全球。在中国，智库的建设日见成为潮流，不争的现实是：中国虽然有大大小小1000多家智库，但水平堪称世界级的仍属凤毛麟角。日前，上海社科院主办的“智库、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行动和创新”研讨会在沪举行，6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中国特色智库建设和国际化发展。　　

　　大学智库的研究成果对于政府、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已经影响了美国近半个世纪的国际战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办的《外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兰德公司的《兰德评论》等，在世界上均具有极为广泛的影响。

　　中国大学智库的建设历史不久，许多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借鉴国外成熟智库的经验，并结合自己参与其中的点滴体会，在此谈一些认识。　　

　　大学智库的角色定位　

　　布鲁金斯学会的座右铭“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quality,independence,andimpact)被称为是智库的核心价值。其中独立性被看作是最核心的。我国大学智库一般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政府的财政和政策支持，因而在西方眼里或者按照部分学者的说法，它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智库，至少是“半官半民”的（其实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也都是“半官半民”的）。有人认为吃皇粮会造成对政府的依附使得其研究视角很难保持真正的独立性。我认为机构性质的确定，不完全取决于经费来源或政策支持。以何种角色服务国家决策，即如何做好政策建议者、“进谏者”、指导者、审议者和评判者等，并不取决于与经费提供者（往往是政府）的关系，关键是要看你能否作出符合客观的分析和判断，当好“参谋”和“耳目”的角色要求为决策者提供反映客观实际的信息和情报，占有或掌握全面而准确的信息并将其转换为决策需要的知识。围绕这个方面需要进一步思考三个问题：第一，要弄清楚智库是服务于决策还是决策者？这个问题国外同样存在，即如何避免“领导想听什么就给什么”的迎合上级偏好的信息传递，或所谓“情报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intelligence）问题；第二，是仅服务于定策阶段（policy making）还是定策、施策和评策（包括失策评估）的全过程？第三，提供咨询能否有一定的保障机制？

　　当然，为避免官办智库受体制内框架限制的缺陷,大学智库在运作模式上可以多参照国外较成功的方法，例如，智库有独立的人才管理权,有独立设置课题的自由权利,立项改指派方式为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研究结果多一些同行评议，少一些由政府部门来组织审核等,让咨询人员和咨询机构不受任何社会力量和利害关系的左右,凭借自己的信息资源、业务准则、智力判断来获得结论和提供咨询。　　

　　大学智库的特色定位　　

　　决策难度使咨询带有任务更复杂多样、要求更细微、更广阔的背景、更专业的知识、更紧迫的时间要求等特点。保证咨询的质量，要求扎实的学理研究，细致的剖析和对发展趋势的准确预判。大学智库在这方面具有政府智库、民间智库等没有的优势。表现在：第一，人才资源和学术资源上具有独特的作用；第二，各学科的交流可以有力推动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与推广，有利于在重要理论问题的传统研究范式上取得突破，从而产生创新性的思想；第三，可以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依赖于大学相关学科扎实的基础研究，在重大战略发展方向上提供各种重要的见解和动议，为战略研究提供丰厚的学术底蕴。有了上述三种优势，大学智库的工作思路应是力求做到三足鼎立：统筹安排基础理论和长效跟踪课题研究；重点主攻应用对策研究，并鼓励横向委托课题研究；既不偏废学术理论研究，也能抓住应用决策重点，使每个科研人员逐步成为从基础理论研究到长效跟踪课题研究，再到应急性对策研究与横向委托课题研究的多面手。

　　大学智库往往设在综合性大学，有诸多学科的支撑和学科交叉的优势但并不等于什么都做，集中在某一领域并体现学科交叉研究的优势，可能更有利于提高质量和发挥影响力。　　

　　加强大学智库的多学科协同能力　　

　　跨学科配置研究人员是国外大学智库的特点之一。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的特色是依托斯坦福大学雄厚的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中心主要研究军控与核裁军项目、反恐、全球治理与解决冲突等。为了应对复杂挑战，很多项目是由政治学者、各社会科学学者及科学家和工程师联合完成的。其人员构成一部分是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包括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等；另一部分则是理工类和工程类科学家，如核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等。该中心每个项目的研究团队都是跨学科配置。这种人才资源的配置被称为矩阵式机制，即矩阵的纵向是将所有的研究人员按照他们所学知识的学科类别分组，横向是按照研究课题成立研究小组。在运作研究课题时，从按学科划分的各小组中抽调研究人员组成课题的研究队伍，其好处是兼具主管组织和协作组织的长处，既有利于整个智库的有效操作，同时又符合智库需要多学科专家共同协作的特点　　

　　咨询的质量管理和成果评价　　

　　就一般程序而言，重大决策研究成果，往往是集体讨论的结果，因此对于研究成果有严格的评审机制。参考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以下四点：

　　第一，如何处理研究工作的长期持续性和滚动性问题。由于现代决策咨询面临的是一些综合性强、复杂程度很高的课题，没有长期广泛深入的调查和持续滚动的研究，很难为决策提供完整准确的信息和比较全面的备选方案以供抉择。

　　第二，个人意见占据何种地位的问题。智库研究人员能否坚持独立思考,敢于怀疑、挑战权威，被视为能否保证咨询意见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准确性的前提。因此如何为个人意见保留一席之地，或者反映在上报成果中，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国外智库有相关的研究，如群组思考的局限性、高度学院式决策模式（a high degree of collegiality）所形成的“集体思考”（group think）对情报分析机能的损害等等，都是值得关注的研究选题。

　　第三，如何善于用理论思维取代经验思维，自觉地以某种理论、观点、方法为指南，对实践中的新问题不断进行探索，提高分析人员的质疑能力、提倡逆向和批判性思维。西方智库对预警机制的失效与情报失察（intelligence failure）有大量研究，包括预警的障碍、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等等都是很好的研究选题。

　　第四，高校现行的研究激励机制与成果评价考核体系不利于应用对策类研究的成长。长期明显的重学术轻应用、重模型轻实效的弊端，是当前高校智库建设和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决策研究成果游离于高校成果考评体系之外，既打击了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不利于科研人才的快速成长。因此，大学智库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高校现有成果评价考核体系，鼓励评价对象、评价内容、评价工具、评价标准的多元化，把应用性研究成果纳入考评体系，使之与其他考核体系实现互融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