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坤(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

　　穆 欣(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海鹏(中国史学会会长)

　　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高士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主编)

　　何铭生(丹麦奥胡斯大学社会科学院公关部专员)

　　裴京汉(韩国新罗大学教授)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陈开科(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黄贤强(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系副教授)

　　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未能在世界范围内被充分认识的原因何在?

　　胡德坤: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兴起了研究二战史的高潮,世界大国尤其是二战战胜国,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搜集整理有关二战的资料,出版一批又一批的系列学术著作,其数量之大堪称汗牛充栋。

　　这些研究成果往往突出本国在二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很多国家的二战史著作几乎不提中国战场,在有关中国战场的有限篇幅中,也大多是描述中国战场抗战不力。美国出版的二战史著作对中国战场的评价稍微客观些,但也是将中国战场放在美国附属国地位的基础上表述的。

　　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从战后初期便开始征集战史资料,拨出专款,组织专门力量,将没有来得及销毁的、分散于日本和美国等地的档案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研究,出版了102卷的研究著作《战史丛书》,在国际学术界造成了较大反响。

　　穆欣: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历史就是美国、法国等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对苏联卫国战争(苏德战争)则另眼相看。举个例子,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山地大战》。欧洲国家在引进这部电影时,就把电影的名称改为《不为人知的战争》。事实上,苏德战场和英国、法国距离都不太远。

　　张海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二战的贡献和作用,在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学界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主要有几方面原因:

　　一是欧洲中心主义在欧洲历史学者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不重视中国抗日战场的作用;

　　二是二战后出现的冷战使欧美把中国视为敌对的一方,改变了战时对中国战场重要作用的认识;

　　三是二战时和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是一个弱国,经济不发达,学术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不大,我们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国际学者的重视;

　　此外,还有国际学术交流的严重不足。西方学者普遍不会中文,无法阅读中文的文章和书籍;中外二战史学家交流不多,合作研究更少;能用英文或俄文在国外媒体上发表有关抗战的文章的中国学者很少。

　　胡德坤:国际层面,一是冷战造成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政治偏见;二是中苏关系破裂造成苏联对中共的偏见;三是日本政客对侵略战争不仅缺乏深刻反省而且肆意歪曲历史,造成负面影响。

　　国内层面,首先,我们的抗战史研究尚缺宏观策划,出版系列研究成果较少。

　　二是研究资料不足。战后,美、英、苏(俄)、德、日等国公布的战时档案资料,我国尚未对其充分搜集整理。大陆与台湾两岸档案资料亦未完成搜集整理与对接。

　　三是研究成果尚未达到高水平,将抗战史融入二战史之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尚待建构和完善。

　　四是能将二战史与抗战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学者人数太少,小语种历史学人才匮乏。 五是中国的二战史学术的对外传播不力,应多考虑如何与西方学者更好沟通交流,让他们真正吃透中国的史料与观点。
　　与一些二战研究话语权比较充分的国家相比,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

　　高士华:高校、研究部门的抗战史研究一方面各自作战,缺少统筹,导致大量重复劳动,影响了抗战史研究及其外宣效果;另一方面缺乏国际视野,对国外抗战史研究的现状缺乏跟踪和把握,没有充分利用外国研究资料。今后,应该展开更广泛的国际合作研究。

　　胡德坤:大多数二战的战胜国和战败国都已基本初步完成对二战的研究。随着参加过抗战的老战士们的相继离世和一些研究二战的学者退休,如果现在不加以重视,10年、20年后,更难以完成这一课题。

　　为此,要设立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国家工程。抗战史研究对于国家而言意义重大,在人、财、物,学术评价体系,学术环境等方面,应给予更多重视。国家层面,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研究要有整体规划,早布局,早动手。

　　要高度重视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要系统搜集整理美、英、苏(俄)、德、日等国公布的战时档案资料,海峡两岸的抗战史资料要实现对接。人员伤亡、财产和文化损失以及大屠杀、大轰炸、化学武器、慰安妇等问题,还有老战士的口述历史、抗战遗址等,均应组织人力尽早完成搜集整理工作,为二战研究工作提供可靠史料。

　　何铭生:要与西方国家史学界共同举办国际学术会议。9月初在中国重庆举办“中俄纪念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邀请了俄罗斯专家,还邀请了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出席。

　　我本人来自丹麦。如果我不来参加这场研讨会,就不能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学者是怎么看待中国与二战的,也不能借鉴和学习其他国家学者在研究抗战史方面的经验。这场研讨会论文共有64篇,不过全是中文。我学习汉语,所以我能看懂这本论文集,但是大多数西方学者看不懂中文,就不能把这些论文引用在自己的专著中,或刊登到西方国家的媒体上。

　　要与国际二战史学界建立紧密联系,开展跨国合作研究。可以邀请西方的历史学家来中国做研究,到中国的档案馆借阅二战资料。

　　要积极与西方历史学者分享信息,因为西方历史学者知道如何给西方人写书,如何让西方人有兴趣阅读。因此,可以让欧美历史学家参与进来,和他们共同撰写关于中国与二战的英文书籍,促进西方学术界和西方社会对中国抗战的认识。

　　要互派人员访问讲学,鼓励更多外国学者来中国学习中文和普通话,阅读有关抗战的中文文献和资料。

　　我写了两本有关中国与二战的书,一本有关淞沪会战,一本有关南京保卫战。如果我没有阅读中文资料的能力,我根本不可能写出这两本书。其实,还是有许多西方历史学家真的很想了解中国的抗战历史,但苦于不掌握阅读中文文献和资料的技能。

　　裴京汉: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实力越来越强,西方学者的看法也在转变,他们越来越理解东方主战场的重要性。我和美国和欧洲的学者交谈时感觉到,他们已经不能忽视东方战场在二战史上的重要性。

　　张海鹏:目前,国内学者正在破除“欧洲中心主义”,欧洲人希望自己能走向国际,也在破除欧洲中心主义。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和中国的抗战史,转向东方主战场。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写了《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正视中国在二战中发挥的作用。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历史系教授罗伯特·弗兰克也组织法国学者写了一部二战的历史书,主张把1937年“卢沟桥事变”作为二战的起点。

　　这说明,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欧洲学者正在转变他们的观点,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开始承认中国战场作为二战的东方主战场的地位。我们要积极建立抗战史研究的国际网络。

　　李道新:中国还没有产生在国际上可与苏(俄)、美等国并驾齐驱的表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学、戏剧和影视优秀作品。

　　以电影为例。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苏(俄)、美电影界生产了大量二战题材影片,这些影片特有的精神气质、强劲的传播效果和巨大的影响力,构建了苏(俄)、美这两大战胜国的二战话语权。如苏联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美国的《辛德勒的名单》等。

　　中国等亚洲国家,尽管也拍摄了大量抵抗日本侵略的电影作品,但由于拍摄水平、市场范围受限,并没有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因此也难以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东方主战场的形象。
　　构建东方主战场研究的话语权,我们需要怎么办?

　　王建朗:今后,如果不加强对海外资料的搜集整理,没有立足于权威的资料,研究成果就不能让人信服。

　　为了换取更多历史资料,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付出了不少努力。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存有长达几十万页的顾维钧的历史档案资料,近代史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展开合作,中方出资金,帮美方扫描历史档案资料,实现档案的数字化,扫描件也给美方一份。同时,请法律顾问全程评估可能造成的风险。此外,还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直接交换历史资料。

　　裴京汉:要扩大历史研究的视野和方法论。其实,抗战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抗战,也是东亚的抗战、亚洲的抗战、世界的抗战。要从更大范围内、更广阔的视野入手研究。

　　要认真思考两个问题:在亚洲历史中如何定位中国抗战;在世界历史中如何定位中国抗战。在这个前提下,对抗日战争的研究,就不会过于狭隘,抗日战争的重要性也会更大。

　　胡德坤:要创造性地构建科学、严谨、具有中国特色的二战史学体系,对日本右翼否定中国抗战正义性、美化日本侵略的历史观给予坚决回击,对忽视、蔑视乃至贬低中国抗战的言论予以有理有据的回应。

　　要将中国抗战史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之中。中国抗战不仅是为中国而战,也是为世界而战,世界支援了中国,中国也支援了世界。必须对战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战时中国与盟国的相互支援、战时中国与国际秩序、战时中国对反法西斯同盟的影响等课题进行系统研究,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才能全面、系统地论证出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才能强化中国东方主战场的国际话语权。

　　要让中国学者的研究走出国门。把中国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及时译成外文在国际上出版发行,创办中国抗战史研究的英、俄、日、法、德等语种版本的杂志,向全世界发行,扩大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把外国的专著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行。在纪念中国抗战的重要时间节点上,媒体要及时跟进宣传,引领国内外舆论。

　　要打破学科壁垒,充实培育人才。抗战史和二战史分属不同学科,各自的研究人员联系较少,共同研究更少。要打破这一瓶颈,就要把部分课题设置为由二战史、抗战史学者共同申报、研究和完成的课题,培育跨学科研究团队,造就一批能同时胜任抗战史和二战史研究的学者。目前,研究中国抗战、二战的人才匮乏,急需一批中青年专业人才。应在高校、科研机构设立专门的学位点,拨出专项指标,抓紧培养跨学科人才,及时充实研究团队。

　　王建朗:目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正与台湾学者共同编撰一本新的《中国近代史》,该书将由30位大陆学者和30位台湾学者就总计60个议题撰写文章。今后,还将邀请美国、英国的学者参与研究,编撰抗日战争的相关书籍。

　　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各单位进行分工,每个单位负责具体的任务。宏观观察必须建立在很细的研究基础上,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只有细,才能深。对一些艰深晦涩的课题,可以考虑对外招标,鼓励学者前来投标,由国家提供研究经费。

　　陈开科:要加大宣传力度。这次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邀请了很多国家的元首参加,表明了中国开放包容的态度,也非常有助于对中国抗战国际贡献的宣传。

　　应该把抗日战场的作用作为中国和西方国家文化合作的基本内容之一。中国大力宣传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俄罗斯也积极宣传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影响力,这样的合作,可以改变世界对中国战场地位的认识。

　　黄贤强:要开放更多史料,海峡两岸应该就有关抗战历史档案的交流展开合作。要鼓励西方学者使用这些历史档案,多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还原历史真相,对中国战场的重要性有更多认识。

　　李道新:可以将现有的网络资源,如“电影网”的中文产品与电影外宣网站“华影在线”的英文产品等实现整合,开发多语种的、内容更丰富的中国电影网络产品,在超前性、经济性和技术性等领域均能与国际流行的电影门户网站相互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