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智库建设要出思想、出人才，还要育人
瞿振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蓬勃发展。高等学校具有的人才资源集中、学科门类齐集、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国际学术交流广泛等天然优势正契合智库功能得以进一步发挥。目前，以2011协同创新中心、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社科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软科学研究基地等为代表的高校智库建设，在战略研究、资政启民、人才培养、舆论引导、人文交流机制等方面发挥出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中国特色高校智库建设要坚持既出思想、又出人才，还要育人的工作思路，使智库建设与学校的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有机结合，做到“一石三鸟”，保证智库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
智库建设要出思想，这是不言而喻的。没有思想，也就谈不上智库。但是，由于信息完整性上的差异，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以及来自不同学科不同视角的差异，等等，思想认识的差异也就是必然的。多元包容、择善而行，这是在智库建设中应当秉持的基本态度。相应地，我们在重点支持和打造特色智库时，就要提倡争鸣与竞争。争鸣，使不同思想之间碰撞产生出新的火花，会使人们的认识更加逼近真理的彼岸；竞争，会使智库建设整合资源，产生集成优势，打造高校智库品牌。
智库建设要出人才，同样是不言而喻的。关键是要建设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优胜劣汰的用人制度。
需要强调的是，高校智库建设还要坚持育人为重的工作思路。在智库建设中要适当吸纳大学生参加，使大学生在参与重要问题的实证调查和理论分析中培养治学的品格、作风和方法。如，组织学生参与实证调研和社会实践，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掌握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组织学生参与理论研究分析，鼓励学生提出创新性的观点和思想，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同时，高校智库还要善于将研究的新成果及时地转化为教学内容，使科研与教学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科研反哺教学，教学更接近学科发展前沿和社会生活实际。总之，在智库建设中坚持育人宗旨，也是高校智库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智者前瞻 智库远谋
何东平（光明日报总编辑）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既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更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众多高校，因学科门类齐全、人才资源充足、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对外学术交流广泛，已经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辅助决策的作用愈发凸显。
今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推动高校智库发展完善”是重要内容。其中提到，深入实施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推动高校智力服务能力整体提升；深化高校智库管理体制改革，着力打造一批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的新型智库。这也应成为我们高校智库建设的目标与发展方向。
当下发展高校智库建设，可以说是恰逢其时。我们都知道，我国高校的四大职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校智库能够及时地反映和汇集社会各种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谋、为社会提出新的价值目标并引导公众舆论的走向，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建设高校智库，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首先要从高校深化改革，促进自身的“转变”做起，转变观念、改变学风、扭转科研方式，把专业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以前，许多专家学者做研究，是以专业为导向的、从书斋到书斋，而要建设好高校智库，必须从问题出发、深入社会实践，使研究和结论更具现实的生命力。另外，既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那么问题的全面性、复杂性，就和学科的单一性、片面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就需要我们改变单一学科、某一专业的视野局限，把各个领域的相关视角融会贯通、协同并进。只有掌握了全局的视角，才能为大的时局发展提供全面而深入的建议。
光明日报作为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为知识分子服务的全国性报纸，历来重视对智库建设的宣传。从2014年12月25日起，光明日报专门设立《智库》版，发表了众多在业界极具影响力的理论文章与深度报道。
光明日报愿为高校智库建设领域的英才提供一个资政建言的平台，记录中国高校智库建设进程中的跫跫足音，发掘高教领域的智库建设典型，推介学科建设方法和协同创新举措，宣传专家学者风采，及时反映知识界对高校智库建设的意见建议，为高校智库建设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未来，我们希望能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中国高校智库建设的积极推动者一起，回应政府和社会需求，结合不同选题，开展多种多样的讨论调研活动，继续拓宽高校智库建设论坛这个平台，沉淀更多讨论成果，发挥更积极的实践作用。
我国高校智库发展现状与问题原因分析
董奇（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近年来，高校智库蓬勃兴起、成效初显。
在国家的支持下，高校积极建设了一批包括2011协同创新中心、国别研究中心在内的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智库型机构。已建的教育部众多人文社科重点基地积极开展问题导向型研究，更好地发挥了政策咨询的智库作用。此外，各学校还发挥自身优势，注重建立特色型智库。如我校与民进中央共建的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已经成为该领域重要智库。同时，各高校还加强了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建立“旋转门”制度。如我校邀请有政府部门工作经验的一些专家来校工作，从事社会管理创新、绿色经济发展和公益慈善研究，都在政策咨询方面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总体而言，近几年，高校为国家决策和政策制定作出的贡献越来越大，得到了中央和国家领导、国家部委和社会的积极认可。高校提交了大量的咨询报告并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专家直接参与多部法律法规、国家重要规划、行业产业发展战略与标准的起草和修订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尽管高校智库建设有很好进展，但与国家需求相比，还存在许多不足，以下四个方面便是其中的重要表现：
第一，机构类别与机构功能拓展问题。目前，各高校已有许多科研平台，如重点实验室和人文社科基地等，他们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发挥智库的作用。但目前在对这些机构的设置和认定中，并无智库专门类别，也无政策咨询服务方面的详细评估导向，这就导致了智库工作和智库型研究工作缺少稳定支持、缺乏成果认可等体制机制保障，影响了教师们从事智库工作的积极性。
第二，队伍建设相关人事政策问题。智库本身的任务性质对智库人才提出了很高要求，不仅政治立场要坚定、学术造诣要高，而且还要视野开阔，熟悉政策和实践。但在目前国家各类人才的评选与引进计划和各高校设立的各类人才引进标准，多以学术论文、专利等作为评价的基本依据，对政策贡献和实践影响力则考虑很少，这就导致了高端智库人才难以引进、成长。如果不建立起一整套相应制度，这个队伍将很难建立并发展壮大起来。
第三，研究模式问题。目前高校智库“命题作文”较多，成果多是修补式、解释式的，研究还是偏学理性，而且以个体式研究为主，缺乏协同攻关。实际上，智库研究的问题多是综合性的，需多学科、多单位联合才能高质量完成。此外，研究许多重大、复杂和综合性问题，需要大量的事实、数据为依据，但目前，许多政府部门的数据不仅向社会开放度不够，而且内部用于政策研究的开放度也不够，这就影响了不少智库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和可应用性。再有，通常一些政府部门的信息也呈“孤岛”状态，尚未有效关联，这对于智库的研究工作也是非常不利的，这些状况的改变，对于我国智库建设工作的推进十分关键。
第四，成果应用的体制机制问题。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快建立思想库的购买市场，是我国各类智库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如果专家们辛辛苦苦研究的智库型成果，得不到重视，得不到应用，得不到被一定程度的认可，其从事智库工作的积极性可能会下降，并将精力转向传统科研等其他方面。
进一步创新高校智库体制机制建设
张东刚（教育部社科司司长）
为党和政府提供高水平决策咨询服务，是高校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长期以来，高校专家学者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近三年来，高校提供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2.6万余份，其中1.4万余份被采纳。同时，我们通过推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转型升级，着力办好《高校智库专刊》，举办“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等举措，引领和带动高校智库创新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校智库建设仍明显滞后，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有重要影响的智库还比较少，有分量的成果还不多，体制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创新。
当前，教育部正有序实施《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为宗旨，以深化综合改革为动力，以提高建言献策质量为根本，形成结构合理、形式多样的高校智库发展格局，重点打造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为服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强大智力支持。我认为，进一步推进高校智库建设，还需要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立足自身优势，实现整体规划和专业化发展统筹推进。高校智力资源丰富，学科门类齐全，对外交流广泛，具备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良好条件和独特优势，理应在推进新型智库建设方面走在前列，发挥表率作用。面对新形势新要求，高校需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发挥好主力军作用，加强高校智库建设整体规划和科学布局，汇聚资源，整合力量，做大底盘，充分发挥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五大功能，产出高水平的智库成果。
二是围绕重大亟需，实现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有机结合。能否拿出实用、管用的政策建议，是衡量智库水平的重要标志。要提出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实用性的政策建议，必须发挥高校基础理论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坚持打深井，做长线，为提升对策研究水平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政策研究反过来可以推动基础研究进一步深化，突出基础研究的问题导向，完善基础研究的理论体系，实现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的有机统一、互补融合。
三是深化综合改革，实现高校职能与智库功能的有机对接。智库建设与高校发挥固有职能并不冲突，二者可以共存互促。高校为智库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学科依托、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充沛的智力支持，高校智库功能的发挥也将助推学科交叉融合、提升科研问题意识、激发人才创新潜能。建立以政府、企业、社会等用户为主的评价机制，把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核心标准，加强绩效评估。构建灵活高效的智库运行模式，探索建立第三方遴选、协议制管理、后期赎买式资助、实际用户评价、动态流动等新机制，引导智库科学发展。
什么样的研究可能会对决策有用
张力（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我直接讲四点建议，供在座各位专家指正。
第一，智库做什么？德鲁克说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其实所谓成功的高校智库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如何做正确的事？实际上牵扯到对某一领域当中，比如说决策的分析。而正确做事则是对这个领域当中的一种既定的决策，高校智库的核心问题除了服务决策外，可能还要监测决策。
第二，在公共领域中，智库必须关注什么？按照世界银行的分法，服务分为两类：一是公共服务，二是非公共服务。中国对公共服务再分为：基本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我们高校智库服务公共领域当中的决策就必须抓住三类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公共服务当中牵涉的公共政策或者公共决策，或者战略定位，这是绕不开的。
第三，既然是公共领域，它的决策具有非常独特的复杂性。高校智库想要做好，在整个的一个公共领域当中的决策会涉及方方面面的群体和他们所把握的一些各自不同的语言包围当中，如何能够确立自己的位置？在公共政策领域当中，我们现在实际上叫作四类群体五种语言，第一类群体叫作跟决策直接相关的负责任的这部分人，政府的行政语言，他们所熟悉的就是政策文本语言，老百姓、网络、专家建言献策，最终落到文本上大家会看到它是一个很精炼的，带有很强导向性的，但是这是我们高校智库的研究工作者需要了解并且熟悉的。第二类群体，海外的很多智库和政府内设的一些，包括国际组织内设的很多智库还是有很多分工的，我姑且把作为政府，或者是跨政府组织的内设的政策研究机构或者决策研究机构定义为第二类群体，这类群体价值取向可能偏向于决策层，他们熟悉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政策导向、问题导向的研究语言。第三类群体，我们定位在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者、专家学者这个层面，他们很熟悉学术研究的范式，很熟悉怎么通过一个理论或者一个工具把一个问题讲清楚、研究透彻，这就是我们高校智库建设的一个安身立命所在，也是我们独特的优势，不可替代。最后一类语言就是其他，也就是说在其他这一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两类语言是有很明显的界限，一类就是媒体语言，而另外一类是公众语言。我们高校的智库建设恐怕天天都要跟这四类群体、五类语言打交道，要把握自己的优势，设法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在传播、在呈现过程当中更加有效而有用，有用的基础就是有效。
第四，我们做什么样的研究可能会对决策有用？从政府的决策者来看，他们的学科背景是非常复杂的，他们所熟悉的政策语言带有明显的学科色彩，可能会急于解决一些短平快的问题，包括去应对一些应急的突发的事情，这是政府决策者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而政府内部，或者叫作跨政府组织的内部的政研人员，往往是以短学科为主的，是政策语言。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能够提出一个有用的高校智库的研究成果的话，要平衡这四种基本关系，要能够使得我们在这样一个服务决策和监测决策的过程当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教育智库建设的特殊性
邬大光（厦门大学副校长）
我国需要建立智库，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也需要智库，这是人们的共识。但如何建立起真正的中国教育智库，并不愧为名副其实的“新型”，还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纵观世界各国智库，尤其是世界200强智库，似乎没有一个教育智库，但并不影响这些智库作教育研究和发布教育报告。由此引发我们思考的是：首先，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教育智库？难道教育改革和发展不需要教育智库？其次，既然西方的教育报告大多数出自综合性智库，为什么迄今为止，在我国的429家智库中，我们很难看到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教育报告？我国欲打造新型教育智库，并提升教育决策的科学性，究竟是模仿西方智库的建设范式，还是走自己教育智库的建设道路？显然，西方经验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第一，教育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研究的复杂性，因此，建立教育智库需要思考与综合性智库的区别，尤其要考虑教育智库的特殊性；第二，之所以高水平的教育报告出自综合性智库，其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教育报告是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而非“单纯”的教育研究成果；第三，我国的教育研究机构如果要想担当起教育智库的责任，需要重新思考已有的研究范式。
西方为什么没有独立的教育智库？教育活动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活动，学校是承载教育活动的主体，但教育活动的实现是在整个社会中完成的。每个参与教育的人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但又很难获得所有人的认同。尤其是教育研究已经从学校的内部活动拓展到学校外部各个领域，各种类型和层次的教育机构开始发生分化，社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都开始与教育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成了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今天的教育问题，已经不是单一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例如义务教育阶段的“特许学校”，高等教育阶段的“盈利性与非盈利性大学”之分，教育发展中的公平问题和高考问题等，都已经超越了原有的教育概念和范式。因此，综合性智库研究教育问题，显然在告诉我们，今天的教育问题主要是一个综合性话题，非教育智库承担教育研究也就成为可能。
教育研究的综合性，决定了今天的教育智库需要跨学科。纵览我国已经面世的各种教育报告，几乎都出自教育学者，“教育学”的色彩十分浓厚，较少有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学者参加。因此，如何让我国的教育研究走出“教育学”的研究范式，是构建教育智库必须回答的问题。
树立智库意识，积极向智库型机构转变
苏雨恒（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
教育出版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建社61年来，始终秉持“植根教育，弘扬学术，繁荣文化，服务社会”的办社理念，大力支持教学科研机构开展学科建设与研究，不仅是教育出版的国家队和主力军，也逐步成为了重大科学研究成果的发布平台和重要出版基地，一批又一批学术著作和研究报告，通过高教社的公开出版、发表，对社会发展、国家宏观政策产生积极影响。
根据高教社学术著作、学术报告等成果的出版、发表情况，以选题和成果为观察点，我认为高校智库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树立智库意识，增强智库观念，积极推动有条件的学术研究机构向智库转变。为此，对高校智库建设提出三点建议：
一、发挥学术性研究优势，努力向智库型机构转变。高校智库建设有多种途径，可以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其中一条有效途径是积极推动现有学术机构向智库转变。我国的高等学校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高校，拥有为数众多的研究机构、部门，也拥有为数最多的高水平研究人才。我们不要求也不应该要求所有的高校研究机构都成为智库，但一些学术性研究优势明显、基础扎实雄厚、具备向智库转变有利条件的机构部门，逐步由学术型、基础型研究向应用型研究转变，逐步增加政策性、对策性、战略性研究，提高研究课题、研究项目的现实针对性，提高研究成果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二、研究课题及其成果关注和契合现实社会与未来发展。智库建设更具体地说将现有学术研究机构改造或转变为智库，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和过程，更需要许多条件如经费保障、人才培养、体制机制、资源整合、协同创新，等等。但归根结底，是要满足智库的基本特征和功能，这就是智库机构和群体要关注现实社会及其未来发展，将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任务、研究课题，与现实社会问题高度契合、深度关联，以问题为导向，以服务现实社会为目的，使研究成果具有出思想、出战略、出政策、出对策的特征，能够发挥决策咨询作用。
三、创新研究方法、研究语言、研究工具，提高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引领性。与传统的学科专业研究、学术研究、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不同，由于智库研究课题的现实针对性和特殊性，对研究者使用的研究工具、研究方法以及语言体系，都会因课题的不同而提出新的要求。智库研究者必须克服传统学科专业研究、学术研究、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局限，进而在创新、建树、引领上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完成向智库型学者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