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认为，中国社会需求是中国学术研究，特别是国情研究创新的最大需求，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更何况，中国是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任何一项需求，都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需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是一个典型的‘存在决定意识’；从国情研究的角度看，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关键是有没有社会的敏感性、学术的敏感性，进而将社会命题转化为学术命题，持之以恒地不断研究，也包括不断突破自我。”中国学术研究特别是国情研究的动力，来自中国社会的需求，对此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深有体会。

　　正是出于这种意识，日前，胡鞍钢等人合著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围绕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基于这些作者长期的思考和研究，阐述了新中国历届领导人是如何创建、巩固、完善、发展中国现代国家基本制度的，并探讨了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客观评价、有序推进、科学评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书中运用翔实准确数据和极其丰富资料，分析了政府与市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中央与地方这几对重大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和未来发展，从更深层次展现了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独特性与优越性。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该《决定》集中全党全国智慧，首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围绕着这一总目标提出了今后十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各项目标任务、重大原则以及时间表、路线图，可以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新的里程碑，也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标志。

　　胡鞍钢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对中国而言是首次，对世界而言也是首次。

　　胡鞍钢还回忆道，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时，他的学术研究的兴趣与创意被极大地引发。实际上，也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兴趣。2014年3月25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作《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原因和后果》讲座之前，他们彼此交流时，这位诺奖得主特别提到习近平同志的讲话，问胡鞍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什么含义？与中国的改革是什么关系？斯蒂格利茨在20世纪90年代末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时，就提出了全球公共产品、全球治理等新命题，但是习近平同志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对中国而言是首次，对世界而言也是首次。

　　胡鞍钢称，因此，对中国学术界而言，中国领导人创意性的政治命题，则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社会需求，需要我们不仅从历史视角、国际视角，还要从学术视角、理论视角回答这一命题。

　　他所主持写作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书以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题，也是采取了自问自答的方式，即回答前文所述的八个问题。作者们力争从历史视角来梳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如何进行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又是如何影响中国国家现代化总进程和总道路；也从国际视角来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及不同制度的变迁，从而展现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优越性，也从深层次角度展现中国制度的独特性与优越性，诸如中国如同东方巨人，“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两条腿走路”总是优于“一条腿走路”，“两个积极性”总是优于“一个积极性”。

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zx/bwyc/201408/t20140828_1307989.shtml